教授的故事为什么少了?

教授的故事为什么少了?

■张翼星

一所大学的校园，包罗人物万象，呈现性格之多样，大概是任何其他单位所不及的。这也是大学之所以为大的一个特征吧？我自进入燕园以来，书上看到的，耳边听到的，就有不少流传下来的故事，大都是老一辈学者，教授们的轶闻趣事，脍炙人口，耐人寻味。 　　老北大时，比如蔡元培的如沐春风，胡适的风流倜傥，陈独秀 的锋芒毕露，辜鸿铭的言行怪异，刘文典的狂傲不拘，以及文学革命中旧派黄侃与新派钱玄同在相邻课堂的激烈对阵，等等。西南联大时，比如数学家华罗庚，在牛圈上面的茅棚内，不顾蚊蝇困扰，专心写出成名之作《堆垒素数论》；西方哲学专家陈康，在小油灯下，就古希腊哲学的研究，敢于向西方学者挑战，独自译注柏拉图的《巴曼尼得斯篇》；哲学家和逻辑学家金岳霖，在蛇山躲空袭警报时，将《知识论》的数十万字手稿遗失，经逐段逐句地回忆，重写后出版；数学家杨武之（杨振宁之父），是闻名的严师，但更严于律己，若发现学生作业中有错别字，他要求改正后重写一百遍，不料自己在黑板上也写错一字，便当众改正，在黑板上重写一百遍，等等。这些如今看来像是“奇闻”或“奇迹”般的故事，那时却是累累发生的平常事件。 　　即使在特殊的年月，故事仍然有所发生和延续。陈寅恪，熊十力等人就坚持不参加政治性的”大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在遭到围剿式的批判时，仍义正词严地表示：“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梁漱溟在“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始终坚持不批孔。这不正是他们坚持精神独立的一身正气的表现么?在燕园之内，还有三件事，给我印象至深。其一，上世纪50年代初，北大哲学系邀请当时马列学院（现中央党校）艾思奇教授来作关于逻辑问题的学术报告，那时的苏联理论界刮起了一阵批判和否定传统逻辑之风，艾思奇可能受其影响，在报告中也有否定形式逻辑的倾向，系主任金岳霖主持报告会，最后只用两句话作了一个小结：“感谢艾思奇教授给我们作了精彩的报告，他的话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前一句话作了礼貌式的肯定，后一句话又委婉地亮明了不同的学术观点。这真是恰到好处，正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幽默中表现了他的高度智慧。其二，大致是80年代，中文系王瑶教授用一百余字写了一份“自我介绍”。录其后半段“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唯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几十个字，就把自己的性格特点勾画得活灵活现。这真是写短文的一个典范。其三，“文革”期间，冯友兰教授年逾古稀，成了系里的“反动学术权威”，遭遇种种批判与伤害，他挺过这段艰难岁月，全靠精神修养的支撑。后来在一次会上，他谈到每次被揪上台接受批斗时，便默念禅宗“六祖”惠能的一首唱词:“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这不仅从佛性上寻求了精神的解脱，而且蕴含着自身的坚定信念。冯先生在95岁高龄完成了他最后的一项重大学术成果《中国哲学史新编》，创造了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近三十年来呢?我们的校园规模扩大了，楼群耸立。学生扩招了，教授人数更是成倍地翻番。然而大学反而变小了，变空了似的。老一辈的大师，名师相继谢世，人们常有人去楼空的感觉。如今的不少“名师”不是水到渠成，名至实归的，而是分配名额，布置“评”出来的。在学生和社会中的影响远不如以前。 　　故事源于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素养。据回忆材料，在西南联大，历史学教授雷海宗，一支粉笔上讲台，一旦开讲，便神采飞扬，将人物，事件和来龙去脉阐述得十分清晰，连具体年代和各种数字，有人核对，毫无差错。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罗庸、游国恩等人曾同时开设《楚辞》一课，他们各有侧重和特色，便于学生比较与思考。闻一多不讲《离骚》，而独讲《天问》一篇，逐段逐句展开分析，让学生真正读懂一篇古诗，而且读懂一个作者和一个时代。国学大师陈寅恪曾在第一节课上宣布：“别人讲过的东西我不讲”，“我只讲以前没有人讲过的东西。”这确实很难。如今有些东拼西凑的讲稿，照本宣科的讲课，倒正好与陈寅恪所说相反：“别人没讲过的东西我不讲”，“我只讲以前有人讲过的东西。” 　　清代诗人袁枚有诗句：“面异斯为人，心异斯为文。”人面各异，方能为人。若千人一面，那就糟了，人心各异，斯乃为文。若人人的思想，性格都一律了，只会是文化的停滞。只有各人的精神、个性彰显了，才有优美的文采与故事。金岳霖的高足沈有鼎教授，不修边幅，不拘小节，却对逻辑和哲学有精深研究，好提问题，学术批评，不容情面，因而他在清华和西南联大流传的故事甚多。如今的教授，多急功近利，胸无大志者。或习染于官场，或流落于平庸。学术上只求立项出书，并无理论创新之意，教学上多求按职在岗，缺乏育才热忱，写文章多陈言俗套，少真知灼见。这样，精神不独立，个性不张扬，教授再多，摆脱不开一个“俗”字，甚至丑事连连，自然与新颖的故事无缘。 　　故事的发生，需要适宜的环境。学术是大学最崇高的事业，繁荣学术，培养人才，是教授最崇高的使命，应尽量避免行政力量和外界事务的干扰。学术的准则要严格，学术的环境要宽松。陆游的诗句：“人才衰糜方当虑，士气峥嵘未可非”。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转自《中华读书报》

不好评论，不敢评论！教授，得潜心教、专心授才是，对吧？
“人才衰糜方当虑，士气峥嵘未可非”确实值得深思，当然，深思的不该光是我们，而应该是——————

坐不上沙发喽

五十年代院系调整学苏联，理工文分家，理工科大学缺少了文科，使学生缺少了文学修养，我认为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我认为49年以后我们的教育过分强调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压倒学术，比如认为摩根遗传学说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我们高中时就只学苏联的米邱林学说。对马寅初的批判也是这样。改革开放之后这个问题仍没完全解决，钱学森提的问题，不知各位是如何考虑的，我有我的想法，一二句话也讲不清。我认为学术必须自由，充分的自由，我不知道大学为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不能教授治校？我是一位老GZD员，GZD其实便是一种意识形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不知现在还有多少人信共产主义，……

阮老的话有思想！“理工科大学缺少了文科，使学生缺少了文学修养”“教育过分强调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压倒学术”一针见血

“我认为学术必须自由，充分的自由，我不知道大学为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不能教授治校？”老教授说的中肯，赞同！可惜，俺们说了不算

中国现在的教育，太模式化了！所以，“教授的故事少了”

没有百家争鸣，哪来百花齐放？

阮老是一位实实在在讲真话的科大人，致敬！！！

阮教授历经GzD的各种运动还能保持这样独立的思考，难能可贵。中国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是混乱了，GZD本身作为意识形态是有其内涵和深度的，但是有几人能真心的接受并坚持呢，这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