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张三 于 2020-2-26 13:42 编辑
《鼠疫》虽是70多年前的一部小说，现在读来，感觉其故事情节依然极其震撼。想一想近期发生在疫情期间的一些事情，就像是小说中故事的翻版。小说太长，现把小说中的片段摘录出来，供大家欣赏。内容摘自网络。
四月十六日早晨，贝尔纳.里厄医生从他的诊所里走出来时，在楼梯口中间踢着一只死老鼠。当时他只是踢开了这只小动物，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就下楼了。但是当他走到了街上，突然想起这只老鼠死得不是地方，于是再走回来把这事告诉了看门人。看门人米歇尔老头儿的反应，更使他感到这个发现不寻常。出现这只死老鼠，对他说来只是有点奇怪而已，但在看门人看来，简直是一件荒唐事。他断言这幢楼房里根本没有老鼠。医生对他说在二楼的楼梯口确实发现一只老鼠，而且可能是死老鼠。但这也白说，米歇尔丝毫不动摇：楼房里没有老鼠，这一只一定是人家从外面带进来的。总之，这是个恶作剧。
晚报自那天起抓住了死鼠这桩事情，责问市政府是否在准备行动，考虑采取什么紧急措施来对付这一令人厌恶的现象，以保障市民的健康。可是市政府根本没有打算，也根本没有考虑过什么措施，只是先开了一次会进行讨论。灭鼠所奉令每天一清早就收集死老鼠，收集后，由该所派两辆车子运往垃圾焚化厂烧毁。然而此后几天中，情况严重起来了，捡到的死老鼠数目不断增加，每天早上收集到的也越来越多。第四天起，老鼠开始成批地出来死在外面。
看门人走后，里厄问帕纳卢神甫对于老鼠事件的想法。 “哦！这该是一种瘟疫，”神甫说，在圆形眼镜后面的双目露出一丝笑意。 我们可以这样说：看门人的死标志着一个充满使人茫然失措的迹象的时期已结束和另一个更为艰难的时期已开始。在这一时期里，原先的震惊正在逐渐转变为恐慌。市民们以前从未想到我们这座小城会成为一个老鼠倒毙在光天化日之下、看门人死于怪病的鬼地方。现在，他们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又问了几个医生。调查结果是在几天里同样的病例有二十来起，几乎都是致命的。于是他向奥兰医师公会主席里夏尔提出要求：把新发现的病人隔离开来。 “我可办不到，”里夏尔说，“这应由省政府采取措施。再说，谁告诉您这有传染危险的？” “没人跟我说过，可是这些症状是令人担忧的。” 然而里夏尔认为他自己“没有权”办这件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省长汇报。
报纸只在老鼠事件上大事渲染，对这些病人陆续死去却只字不提，这是因为老鼠死在路上，人却死在屋里，而报纸只管路上的事情。但是省政府和市政府开始商议起来。在每个医生只掌握两三个病例的情况下，当然没有人会想到采取行动。其实只要有人想到把这些数字加一加，就会发觉总数是惊人的。不到几天工夫，死亡病例大大增加。谁要是关心这种怪病的话，都能肯定这是真正的瘟疫。
里厄的一位同行、年龄比他大得多的卡斯特尔，就选中这个时候前来找他。 他对里厄说：“里厄，您当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在等待化验结果。” “我知道的，我倒用不着化验。我曾在中国做过一段时期医生，约在二十年前在巴黎也见过这样的病例。只不过是在疾病发作的当儿没有人敢直说出它的名字罢了。舆论不可惊动：不能慌乱，切不能慌乱。而且就像一个同行说的：‘这是不可能的，大家都知道这种病在西方已经绝迹了。’不错，大家都知道，除非是死人。得啦，里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您跟我一样明白。” 里厄说：“对！卡斯特尔。这是难以相信的。但是看样子，这很像是鼠疫。”
本来，天灾人祸是人间常事，然而一旦落到头上，人们就难以相信是真的。世上有过鼠疫的次数和发生战争的次数不相上下，而在鼠疫和战争面前，人们总是同样的不知所措。 天灾是由不得人的，所以有人认为它不是现实，而是一场即将消失的噩梦。然而噩梦并不一定消失，在噩梦接连的过程里，倒是人自己消失了。
七十年前于广州，在疫情蔓及居民以前，就有四万只老鼠死于鼠疫。
布告接着开列采取的全部措施，其中包括在下水道中喷射毒气进行科学灭鼠，以及对用水进行严格的检查等。布告要求居民们保持最大限度的清洁卫生，还要求身上有跳蚤的人到市医务所去。此外，规定病人家属必须申报医生的诊断结果，并同意把病人送医院特设病房进行隔离。这些病房具有特殊设备，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大的疗效。另有几条补充条例规定病人房间和运输车辆必须进行消毒等事项。布告最后要求患者家属接受卫生检查。
三天内，两座楼房就住满了。里夏尔听说快要把一所学校出空，以筹办一所辅助性医院。
卡斯特尔则长时间呆在图书馆里，从古书堆中找资料。他的结论是： “老鼠现在是死于鼠疫或死于一种同鼠疫十分相象的疫病。这些老鼠散播了成千上万只跳蚤。如果不及时防止，这些跳蚤传播疫病的速度将会以几何级数增加。”
里厄决定给省长打个电话，他说： “这些措施是不够的。” 省长说：“我已看到数字，果真是令人担心的。” “这些数字已不只是令人担心的了，它们已说明了问题。” “我即将向殖民地政府报告，等候命令。” 里厄在卡斯特尔面前把电话挂了，说： “命令！恐怕还得想象一番才行！” 在死亡记录重新达到三十人左右的那天，贝尔纳.里厄读着省长交给他的官方拍来的电报，一边说：“他们害怕了！”电报上写着：“正式宣布发生鼠疫。封闭城市。”从这时起，鼠疫可说已与我们人人有关了。
封城的最突出的后果之一，是人们突然面临事先毫无思想准备的分离。突然一下子，他们发现自己已陷于远离亲人、无依无靠、既不能重逢又不能通信的绝境。因为在省府禁令发布之前几小时，实际上封城已经开始，而且任何特殊情况均不在考虑之列。我们可以说，疫病无情袭击的第一个结果是迫使市民们要像没有个人感情一样地行事，甚至连通信这样能使人稍感安慰的事也不许可。因为一方面，城市与外界的一切正常交通联系已全部断绝；另一方面当局又下令禁止同外界通信，以免信件传带病菌。开始时还有些幸运者向城门把关的守卫人员说情，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把信件传递了出去。这还是在正式宣布发生鼠疫后的开始几天，那时守卫人员被同情心所打动也是自然的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些守卫充分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不肯再承担这种谁也无法估量其后果的责任。最初还允许同别的城市用长途电话通讯，但结果公用电话处拥挤得水泄不通，所有线路全部忙得不可开交，以致有几天全部停止通话。而后又严格加以限制，只有在诸如死亡、出生和结婚等所谓紧急情况下才可通话。剩下的唯一途径是电报。向来以心灵、感情和肉体联系着的亲人和情侣，现在只能从一封用大写字母书写的十来个字的电报里去重温旧梦。然而由于事实上电报中所能运用的字眼很快被用尽了，人们长时期的共同生活或悲槍的情绪只能匆促简短地概括在定期交换的几句现成的套语里，例如：“我好，想你。疼你。”等等。
又过了几天，人们终于清楚地看到没有人能出得了城，于是提出要求：是否可以让鼠疫发作前出去的人回来。省政府经过几天的考虑后同意了这个要求，但是规定回来的人不论什么理由都不得再次离城。只能进，不能出。 这样，鼠疫给市民们带来的第一个影响是流放之感。
封城以来，连一辆车子也没进过城。 首先，省长对车辆往来和粮食供应采取了一些措施：粮食受到限制，汽油实行配给，甚至还规定节约用电。只有生活必需品可通过陆运和空运运人奥兰。这一来市内交通车辆逐步减少，直至几乎完全停止交通，卖奢侈品的商店很快便停止营业，另一些商店的橱窗里出现了“无货”的字牌，而购货者则在店门口排着长队。 有一家咖啡馆贴出了“醇酒具有杀菌效能”的广告，群众本来就自然而然地相信酒精有防止传染病的作用，这一来舆论就表示对此坚信不疑。每逢到了半夜两点，街头上到处可见相当数量被逐出酒店的醉汉。
现在不得已只好把学校的风雨操场用来收容病人，总共放了五百张病床，但几乎全部都有病人了。
开始几次，里厄打了电话不等救护车来就赶去看别的病人。但是后来病家却关上了大门，宁愿同鼠疫病人相聚在一起而不愿与他作别，因为这一别结局如何，他们心中明白。先是喊叫、命令，继之以警察的干预，最后是出动军队，把病人强行抢走。头几个星期，里厄只好等到救护车来了才走。到后来，当每位医生都在一个志愿便衣警察陪同下去出诊时，里厄才能一家一家地赶。
对今日全城每个人来说，只要不死，过一天就是朝这场考验的终点走近一天。
从一些屋子里传来阵阵呻吟声。过去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有好事者聚在街中倾听，如今经过长时期的惊恐，心肠好像变硬了，大家虽然听到了呻吟声，却照常行走或生活，把它当作人的自然的语言而等闲视之。 时而也能听到几下槍声：一些特地组织起来的小队最近奉命杀死可能传播跳蚤的狗和猫，这种短促的槍声也为城市增添了警戒气氛。
无线电台报告的不再是什么每星期死亡几百人而是有时每天死亡九十二人，有时一百零七人，有时高达一百二十人。报纸和当局在报告鼠疫情况时已极尽其婉转之能事。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把鼠疫的可怕形象减轻些，因为每天一百三十人的数字比每周九百十个人要小一些。
药房里的薄荷药糖被抢购一空，因为许多人嘴里都含着这种糖来预防传染。
这位巡夜老人说：“啊！要是这是一次地震倒好了！一场剧烈的震动后，人们也就不谈了……点一下多少人死了，多少人活着，事情就完了。但是这个该死的瘟疫，就是还没有得病的人心头也摆脱不了它！” 他还肯定地说，瘟疫结束后也还得过很长的时间，旅客才会光顾这个城市。这次鼠疫摧毁了旅游业。
整个问题是设法使尽可能多的人不死，尽可能多的人不致永远诀别。对此只有一个办法：与鼠疫作战。这个真理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它只不过是理所当然而已。
原来科塔尔近来花费很大，入不敷出，于是也从事配给商品的走私活动。他正在贩卖香烟和劣酒，这些商品价格不断上涨，使他发了点小财。 “我们缺少物力，”他说，“在世界上所有军队中，一般都用人力来补救物力的不足，但是我们连人力也不够。”
迄今为止，鼠疫造成的死亡在居民拥挤、条件较差的外围地区远远多于中心区。但它似乎骤然挨近市中心，侵人了商业区。居民们归咎于大风把病菌吹了进来。当中心区的居民听到黑夜里越来越频繁的救护车铃声在他们的窗前经过，响起了瘟神陰沉无情的召唤时，就意识到轮到自己的时刻到了。
在监狱中，尽管其中有些在押犯是单独监禁的，但仍不失为一个集体生活单位，明显的证据就是在市监狱中无论看守人员或犯人都同样有被瘟神攫走生命的。在瘟神的傲慢的眼里，任何人，上至典狱长，下至最卑微的在押犯一概被判了刑。全监上下绝对公平，这也许还是第一次。
唯一能使全体居民感到震动的措施是宵禁。从十一点开始，全城一片漆黑，成了一座毫无生气的石头城。
一开始，葬礼就有一个特点：快速！一切手续悉行简化，殡殓仪式一概取消。病人死时亲属都不在身边，守尸礼节又被禁止，因此晚间死去的人只能独自过夜，白昼死去的人则立即安葬。
我们的市民们已不再违抗，他们像人们所说的，已适应环境，因为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当然他们带着一副痛苦不幸的姿态，但已感觉不到它的煎熬。也有人，如里厄医生，就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不幸，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
鼠疫将辨别优劣的能力一扫而尽。这点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没有人在购买衣服和食物时再计较质量，来者不拒，一概接受。
在鼠疫发生以前，人们把这位医生当作救星，三粒药丸和一个针筒就解决问题，而且人们常常挽着他的胳膊，顺着走廊一路送他出来。这样虽然有传染上疾病的危险，但毕竟是使人感到愉快的。现在是截然相反了，他到人家家里去要带上几个士兵，必须用槍托砸门，人家才会出来开门，就好像他们是要把这一家人送上死亡的道路，把全人类送上死亡的道路。
因此，这些人就越来越忽视他们自己所制订的卫生规则，对于他们自身应该进行消毒的许多规定，其中有一些，他们也忘了遵守，有时甚至顾不上采取预防传染的措施，就赶到肺部受鼠疫侵袭的病人那里去，因为他们都是临时被叫到感染者家里去的，他们感到已无此精力再到某处去为自己滴注必要的防疫药物。这倒是真正的危险，因为正是这场同鼠疫进行的斗争使他们成了最易受感染的对象。总之他们是在碰运气，而运气又不是人人都能碰得到的。
他打开一个壁橱，从消毒器里取出两只纱布口罩，递了一只给朗贝尔，并请他立即戴上。记者问他这是否能起点作用，塔鲁回答说这并不起什么作用，只不过使别人放心点罢了。
卡斯特尔研制的血清是在十月下旬试验的。实际上，它是里厄最后的希望了。如果试验再次失败，那么医生就确信这座城市将听任病魔摆布，这场瘟疫或者还要拖好几个月，或者莫名其妙地自行收场。
城里的一些印刷商很快发现，他们可以从人们的这种着迷的心理中渔利，于是就把当时城里流行的论语和预言大量印刷出版。当他们觉察到公众的这种好奇心漫无止境的时候，他们就立即派人到市图书馆去博览群书，从野史轶闻中寻找这类东西，然后印出来在城里推销。当他们在图书资料中再也找不到诸如此类的东西时，他们就请一些新闻记者来杜撰，而这些人至少在这一点上具有能与他们的历代优秀同行媲美的才华。某些预言甚至在报上长篇连载，人们在读这些文章时的贪婪程度，与正常时期阅读报上的那些言情小说没有什么两样。有些预测是通过一些怪诞的计算编造出来的，它们的根据是：鼠疫发生的年代，死亡的人数，鼠疫持续的月数。
人们注意到，涂上橡胶、闪闪发光的雨衣多得出奇。原来是报纸报道说，二百年前在南方发生严重的鼠疫时，医生为了预防自己传染上这种病，都穿着涂油的衣服。于是，那些商店就利用这个机会，把一批过时的衣服存货拿出来倾售，因为人人都希望穿了这种衣服可以免疫。
按科塔尔的说法（塔鲁发现他讲话越来越带讽刺味了），现在每天都是亡人节。
鼠疫情势图表上的那条曲线，先是不断上升，然后是沿着横的方向前进，这使里夏尔医生感到十分快慰。他说：“这张图表好得很，好极了。”他认为鼠疫已达到了一个所谓稳定状态，今后，疫情只会缓和下来。他把这一情况归功于卡斯特尔医生新研制出来的血清，这种新的血清不久前确实获得某些意想不到的效果。老卡斯特尔医生并不否认，不过他认为，事实上，人们对鼠疫不能作任何预测，因为在疫病史中可看到，疫情往往会意外地突然再度猖撅起来。很久以来，省里想安抚一下公众思想上的惶恐不安，但由于疫情严重，一直无法这样做，现在打算召集全体医生，要求他们向省里作一个有关疫情的报告。但就在这时候，里夏尔医生本人也被鼠疫夺去了生命，而且这恰好发生在疫情稳定阶段。在这个一定会令人吃惊，但毕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例子面前，省府一下子就变得悲观失望了，其不合逻辑的程度与先前采取乐观的态度时一样。至于卡斯特尔，他还是一丝不苟地在研制着他的血清。
总而言之，城里所有公共场所都已改成医院或隔离所，只有省府没动，所以如此，不过是因为还有必要留下一个地方作为开会场所。然而，由于粮食供应的困难与日俱增，人们又产生了其他方面的忧虑。投机商趁火打劫，高价出售一般市场上所缺少的主食品。于是穷苦人家就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而有钱人家几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哪一样都不缺少。鼠疫的传染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毫不徇私，本来有可能加强本城居民中间的平等感，可是事实正相反，由于通常人们的自私行为，鼠疫反而加深了大家心里的那种不公平感。当然，剩下来的只是人人在死亡面前的无可非议的平等了，但这种平等是谁都不愿意享受的。那些挨饿的穷人更怀念邻近的城市和乡村，因为在那里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且面包也不贵。因为这里不能让他们吃饱，他们就有一种想法，一种不太符合情理的想法，认为这里早该放他们走了。于是，最后在城里流传出这样一句口号：“不给面包，就给新鲜空气吧！”它有时可以在墙上看到，有时在省长走过的时候可以听到。这句讽刺性的话是号召人们进行示威游行的信号，尽管这些游行很快被镇压了下去，但其严重性是大家都能看到的。
报纸当然听从上面的命令，不惜一切地大肆宣扬乐观主义。一翻开报纸，就能读到，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全城居民临危不惧，确是“镇定和冷静的动人典范”。但是在这座与世隔绝、什么事情都无法保密的城里，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个由全城居民所作出的“典范”。
往年的圣诞节，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家家都团聚在一起，而今年却只有少数特权者躲在积满污垢的店铺后间，用骇人的代价换来一些脱离大众而又见不得人的享受。教堂里充满着的不是谢恩声，而是哀鸣。
尽管居民们没想到疫势会突然减弱，但是他们还不敢高兴过早。这些月来，他们越来越希望能摆脱瘟疫的折磨，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懂得了谨慎，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那就是越来越不指望在短期内就能看到鼠疫结束。 但是从总的情况来看，疫势是在全线退却。省里的公报先是隐约流露出一点希望，最后向公众证实了这样一种信心，即胜利的大局已定，鼠疫正在放弃它的阵地。实际上，很难断定这是个胜利。只是人们不能不感到鼠疫好像去得和来时一样突然。人们用来对付它的战略没变，昨天还是行之无效，而今天，却看来很合适。人们只是得到这样的印象：鼠疫已把自己搞得筋疲力竭了，或者，可能它在达到了它的目标之后自行撤退。总之，可以说它的使命完成了。 他懂得了鼠疫，懂得了友情，但现在鼠疫和友情对他说来已成为回忆中的事了；他现在也懂得了柔情，但总有一天，柔情也将成为一种回忆。是的，他只不过是赢得了这些东西。一个人能在鼠疫和生活的赌博中所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
他要继续行医，因为病人是没有休假的。在美丽的霞光映照下，城市中飘起了过去熟悉的烤肉和茵香酒的香味。在里厄的四周是一张张仰天欢笑的脸。一对对男女紧紧地贴在一起，红红的脸蛋显得情意激动，他们不时地发出充满情意的叫声。是的，鼠疫结束了，恐怖时期过去了，而这种热情的拥抱说明了鼠疫确确实实曾经是人们流放和分离的根源。
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
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心中却沉思着：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因为这些兴高采烈的人群所看不到的东西，他却一目了然。他知道，人们能够在书中看到这些话：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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